今天，在中国上空出现了新的盘旋不散的幽灵 — 农民工。仅仅在过去的15年时间里，亿万从自己的土地上被解放出来并涌入到了中国东部地区所有主要的城市里，使整个东部沿海城市改变了面貌。在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潮中，既是农民又是工人的他们如一个奇怪的幽灵，穿梭于四面八方布满盘旋的鹳群般巨大吊车的上海、北京、广州和其它超级大都市中，在高耸的摩天大楼和超级购物商场阴暗的缝隙和角落里就生存。他们是中国成长中的无产阶级巨龙，正警告着资本家：当他们学会站立起来的时候，世界将为之震动！

在现代史上，危机重重的西方资本家和中国斯大林主义者间难以想象的联系造成了他们对中国资源和劳动力空前绝后的掠夺。随着中国的发展，世界期待从中国获得两位乃至三位数的回报，而中国也成为了现在全球经济的发动机。各国的央行通过降息增加了资本流动性，而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涌向了中国，近几年，更是涌向了上海周边的长三角地区。巨大的外商投资和庞大的城市基础建设推动着中国经济每年以超过9%的速度增长，同样也带动了西方已经停止不前的经济，使之重获新生。

10年或20年前，这些变化对世界而言还是不可想象的。中国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封闭和落后的国家之一。但恰恰因为她的落后和斯大林式的自己自足使得她成为了帝国主义资本链条上新的重要一环：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阶级希望通过帝国主义资本注入来帮助自己获得资本增长从而最终避免陷入经济崩溃。而西方各国则希望利用中国超级廉价的劳动力来提振他们原本萎缩的利润。这笔交易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达成了，“神奇”的中国少到目前为止带给西方各国带来了舒服喘息机会。中国的现实不仅确认了托落茨基主义对中国经济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判断更显示了中国绝对不是一个社会主义或工人阶级国家。

当几百万新中国富人用BMW和LV手带炫耀令西方人难以想象的消费力时，上万亿农民工正以每天2美元的价格出卖着他们的劳动力。这种差距在东部大城市和其它贫困地区间（8亿农民工家乡）不断扩大，差不多已经快要达到极限了。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从四川到河南乃至在地理上具有战略意义的广东省都发生了工人和农民的抗议事件。它们直接迫使中国共产党颁布特别指令给下属各组织部门来维护政权统治。更重要的是，这预示着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庞大的农民工们可能在未来依靠自己阶层的社会力量在暴动中发挥重要的战略作用。

“一国两制”：中国户口种姓制度1958-80

不理解中国的居住制度就无法分析这个新生的无产阶级。中国的户籍制度是在1958年建立的，目的是阻止越来越多的农民向城市移民。而之前希望通过一系列法律来劝阻人们这么做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所以，最终“户口注册”权被转移到了公安局手中。

所有公民都根据他们的居住地分配户口，然后根据他们的户口归属相应的行政区。由于基本物资如食物和衣物都是通过城市里的各单位或农村集体组织严格定量配给的，人口迁移被极度限制了。拥有一个“城市户口”的工人可以按月领取工资并可享受工会给予的社会福利，例如：住房、子女教育、医疗等，再加上定量供应券系统以此来共同降低工业化成本。

而拥有一个“农业”户口则意味着只能一辈子劳作而无法享受城市居民的一切福利。在过去五十多年的社会起伏变迁中，户口制度从根本上延续着中国社会两个等级公民的现象。以上城乡二元制度给革命成果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也削弱了城市无产阶级和赤贫农民间的天然应有的团结程度。著名的“铁饭碗”即国有企业员工的工作和福利保障即使短暂也是真实的革命成果，但这仅仅是存在于城市中。在1958至1978这20年里户口制度变得尤其严格而同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速度反而减慢了。

这不仅是因为国家严格控制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迁移也因为大量城市人口被迫迁移到农村。50年代后期由于工业化需要国家曾放宽过从农村招募工人的限制，但“大跃进”后政府为了应对危机关闭了很多国有企业，结果不得不把两千万失业工人重新送回农村。这样反而使农村本就普遍的饥荒更加恶化。

十年文革期间（1966-1976），百万“知识青年”被下放到偏远的农村地区接受赤贫农民的改造。他们中不仅有毛泽东的反对派系（如刘少奇、邓小平和他们成千上万的支持者）还有几百万曾响应他号召一起镇压他的反对派的红卫兵青年。

恰恰和当时西方不切实际的左翼盲目支持者以及毛派神话论相反，这一人口大转移的目的根本和所谓的“教育及文化”没有任何关系，这样做只是为了减轻人口增长对城市基础设施的负荷。事实上，到文革结束前，国家对宪法进行了修改，所有允许人口流动的条款都被删除了。1977年，国家颁布了更严厉的条款，规定农村户口的公民即使和城市户口的公民结婚也必须继续在农村地区工作。更为变本加厉的是，他们的孩子也是农村户口。

很明显，这样立法目的就是为了阻止那上百万在农村捱过十年辛劳的知识青年们把他们的配偶（多数是女性）和孩子带回城市。同时也揭示了农村家庭的专制和重男轻女的陋俗，即“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在专制的中国，如果孩子不能够继承城市父亲的财富，至少他们能够继承农村母亲的贫穷！直到1980年为了配合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共产党才逐渐放松了户口政策。当然，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户口制度又一次很好地为中国和外国资本作出了贡献。

改革开放和户口改革

文革大灾难后，邓小平等实用主义者巩固了对共产党的等级统治，从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初期实施了一连串的改革，目的就是为了创造一个更活跃的混合经济体。尽管设立经济特区给经济带来了很大发展，最初最大经济腾飞却是由对农业生产方式的改革带来的。农村合作社体系就这样被打破了，土地被重新分配到了个人手中，即土地农村个体承包制。

农村公社体系就这样被打破了，土地被重新分配到了个人手中，即土地农村个体承包制。由此，农产品价格比之前增长了20%。国家还成立了农村集贸市场销售自留地生产的农副产品。尽管国家还是强制进行粮食收购，但超出配额的余粮可以通过市场出售。1978年到1985年，农村贸易市场规模翻了一翻，农业生产形式已经完全个体化。乡和镇的生产全都处在半私营模式，完全不需要政府进行就业干预。由于昂贵的信贷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这些生产单位被迫提高生产力并优化资源配置，最终形成了80年代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大地上大量冒出的壮观景象。

农村公社打破后形成的富余劳动力绝大多数是汉人，他们一部分投入了乡镇企业，还有很大一部分进入了小城镇甚至大城市。而政府也放松了对农民进行非农活动的限制，允许农民进入国内贸易和运输业，号召大家“离开土地，但不离开农村”。政府希望通过鼓励农民在乡村间流动来阻值他们流向大城市。到1984年国家放宽了户口限制，并开始允许农民向获得小城镇身份，但前提是他们必须获得正式就业。

必须要强调的是，尽管这样的改革改变了几千万农民的命运，小城镇的社会基础设施毕竟还是不能和大城市相提并论。80年代，城乡收入间还是保持着3：1的巨大差距。最重要的是，农民的待遇还是很差，他们依然无法享受到基础福利设施。譬如，他们必须到公开市场上购买更昂贵的食品，因为他们没有地方配给券。尽管如此，改革后相对而言他们的待遇还是比待在农村好了很多，所以像被磁石吸引一样，上百万农民还是争先恐后地离开他们的土地进入城镇。

直到1997年，国家公共安全局才完全赋予那些小城镇的农村移民合法的城市户口地位。而大城市仍然对农村移民说“不”。只有在1998年有选择地接纳了一些在城市投资物业的农村“新富人”和一些回城知青和他们的孩子 — 这比知青回城的时间整整晚了20年！

到1995年，乡镇企业已经吸纳了约1亿3千5百万农民工，工业产出值占到全国的1/3，但也达到了它们发展的最高峰。1984年至1988年，乡镇企业年均新创就业数为1008万，而到了1994年这一数字却已经下降了一半。而与此同时中国东部大城市对廉价劳工的需求量却随着城市迅猛发展而急剧上升。到1988年在大城市里从事那些既肮脏又低下且危险的本地人不愿做的工作的“非法”农民工人数已达到5百万。这些本地工人和外来农民工间明显的就业差别是中国特色的发展“奇迹”独有的，也是中国资本主义大都市的典型分工标志。

就像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一样，大量的农民工不仅做着最差的工作还无形中帮助压低了城市职工的工资水平，并人为分割了工人阶级。90年代末大量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失业，而外来务工人员数却与日俱增。这样他们就成了众多害怕因为经济改革而失去“城市福利”的城市居民的“攻击”目标。自然，就如他们的西方同仁一样，中国的专制资本主义者们利用城市人民的恐惧继续维持苛刻的户口制度。事实上，在上海、北京、广州和武汉等超大城市，过去这些年户口制度反而变得更严厉了，以此来抵挡户口管制在一些小城市出现松动趋势。

资本主义盛筵

随着80年代经济特区的成立，农村向城市的移民模式开始逐渐改变。深圳、珠海、厦门和汕头首先迎来了香港和台湾等民族性的境外资本。几年后，自北而南东部沿岸很多其它港口城市也纷纷加入这一行列。东南地区广东省的珠江三角洲一直以来都是外国资本的福地，后来范围又逐渐扩展到了长三角地区。

起初很多劳动密集型的台湾血汗工厂在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把工厂迁到了长三角地区，目的是提高自己在资本食物链上的位置。他们在上海西部建立了一个“硅谷”来替代之前设在台湾的那个，期望通过降低劳动力成本来增加自己产品的竞争力。目前在大陆定居的台湾人里几乎有一半住在上海，大约为40万。就像深圳对香港一样，台湾已经把上海作为一个工业品的批发平台。而长三角地区也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电子产品生产基地。

长三角地区与中国日渐增长的国内市场的联系更紧密。广东的珠三角地区由于重点放在发展外贸产业比起之后发展起来的长三角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和与内地市场连通方面都稍显逊色。近来，珠三角的一些商业管理部门和党政官员推行了一个泛珠三角计划，名叫“A9+2”（即九个中部和南方省份包括香港和澳门），希望借此来抗衡长三角地区的崛起。但究竟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

另一个却是政治原因。中国的南方地区因为和增作为殖民地的香港和澳门接壤，当地人又和海外华人联系密切，所以一直被认为更为外向且更易西方影响。尽管这反而是经济发展的助力，在政治上这一地区却一直需要被关注。而上海由于受到北京的紧密统治就没这个问题。

最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持续的高密度农民工流逐渐开始威胁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奇迹”，资本家们开始在其它地区设立工厂，从而通过分散工人来减轻压力。这样，多年来不断庞大的农村向城市大迁徙人群随着资本注入沿着东部沿海地区逐渐扩散开来。今天超过1亿的农民工在各跨国公司及它们相关企业工作，地域范围从珠江角到长三角乃至北方天津和北京所在的渤海湾地区。

这些公司包括中外合资和外商独资公司；还有一些是台湾资本的内地承包商或分包商。刚开始，投资资本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即来自香港，台湾和韩国的资本分别占据了珠三角、台湾海峡地区和东北部地区。现在，这一情况已发生明显改变，日本，欧洲及美国资本也加入了。

尽管全球合同外商直接投资（FDI）额从2000年的1.388万亿萎缩至2003年的5600亿,中国同一时期的外商直接投资却从400亿增长到了530亿,2004年更是彪升到了600亿,三年增加了50%。以通用汽车为例我们能清晰地看到这一趋势。尽管通用当下在美国市场的销售额创50新低，该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利润却高达全球总额的1/4（几年前这一数字还只有7%），并且已经决定再投入30亿来扩张中国市场。涌入中国的外资增长太快以至于去年中国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促使过热的经济降温以避免发生他们害怕的经济“硬着陆”发生。

紫禁城的“种姓”壁垒

中国的新经济特区和墨西哥的不同 — 在墨西哥工人移民最终成为了永久居民，而在中国的户口制度下，那些城市新移民（民工们）在城市是没有居住权的。从80年代早期开始，深圳市政府就为农民工们颁发了一年期的临时居住证并在建筑工地和工厂周遍提供了住宿场所给民工们居住。顾主们需要为这些相关设施向政府付费，并负责做工人的居留登记。这样做的结果直接导致了很多无合法居留证的民工，他们中的一部分就成了整天担心警察检查居留合法性的“黑户口”。

由于民工的家人们不能住在顾主提供的地方，他们又无力负担在市场租房住，他们往往只身一人来到城市工作。户口种姓制度还意味着，作为“农村户口”农民工们既不能享受城市居民最基本的医疗体系，他们的孩子也不能享受城里孩子享有的教育。没有合法居住登记他们甚至不能在城市里结婚和生孩子。尽管深圳，珠海和东莞曾经实验性实施过一些医疗保障系统外，但据调查在一家拥有1000个工人的玩具厂里只有150人注册享有。此外，即使他们有时间到居住地以外地区闲逛，城乡生活成本的巨大差异也使他们无力承担消费从而限制了他们的活动范围。

香港科技大学的教授潘毅仔细了解了那些民工住宿地的条件，为此她曾在深圳的一家工厂工作了6个月。在描写一家位于深圳全球分包链条中间的港资公司中国神奇服饰的文章里她写到：

“三层的民工宿舍紧靠厂房而建，只要两分钟就能走到车间，这样工人离开宿舍就能投入工作,达到“零库存”生产模式。每间宿舍通常住12-16人，非常拥挤。房间通风情况糟糕，没有足够照明，更别提会有什么个人空间和隐私了。没有独立的厨房，卫生间和浴室，工人们必须共用设在每层走廊的顶端的公共厕所和浴室。宿舍楼设计容量为500人，但通常要住600多人”

这些宿舍里的政权也形成了一个整体的社会压迫网络，确保了资本家疯狂的生产机器能轰鸣不断。那些有幸能在大城市获得工作的民工一般是通过非正式的家族关系网络得到工作机会的，而这些网络通常从大城市延伸到农村。每个新招聘的民工不得不承受维互家庭名声的巨大压力，这样他们家里其他成员才有可能获得同样的工作。而每个“家庭成员”也会尽力发挥影响力来使家人获得更多打工的权利。

就这样，宿舍系统逐渐发展成了一条自我约束的家族劳动纪律，并直接和其家族在农村的财富地位挂钩。农村重男轻女的陋俗再次在封闭的种姓宿舍系统里出现，当然顾主们对此是非常高兴的。纺织厂绝大多数员工都是女性，她们像监狱犯一样在工厂里度过了最宝贵的青春，到25岁的“结婚年龄”就回农村结婚度余生。

虽然工资是按月计算的，绝大多数民工在年终时才能拿到一年工资的大头，他们微薄的工资中一大部分都在过春节回家时带回了老家，这也是他们唯一的假期。回乡民工收入至少占农村总收入的一半，进一步强化了农村社会对农民工收入的依赖，同时也更突显了民工流向城市的重要性。民工工资拖欠现象占到民工总数的1/4，地方政府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时常会为此头疼，因为这是一个可能导致不稳定的因素。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所以国际资本主义能在中国获得廉价劳动力这块最大的宝藏要归功于中国的斯大林主义。尽管虚伪地声称保护人权，国际资本家们牢牢抓住了中国共产党提供的极端非人道环境，户口种姓制度，然后获得了资本主义萌芽以来无与伦比的发展速度。事实上，早期资本主义的最原始形式的重要特征在中国大量重复出现：劳动再生产力成本以及教育和社会福利成本完全都是由形成这个新无产阶级的农村群体承担。有时候，甚至连劳动力成本都没被支付。

作为城市的无产阶级身上却流着贫穷的农民的血，中国的农民工是资本主义临危时的私生子和现代社会可怜人群，他们忍受着难以想象的压迫，为少数中国人和国际资本寄生虫的利益服务。但恰恰因为如此，他们也将是统治者最大的噩梦。马克思在很久以前就指出：现代无产阶级是受资本主义压迫的根本对象，但是，一旦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开始成为历史的主宰者，他们就会从一个阶级转变成为一个为自己权利斗争的阶级，并由此成为一股斗争的力量。

中国农民工争取民主和公民权的斗争不能以西方资本主义所谓‘民主’的名义来发动。因为事实上，西方是打着“民主”的旗号来奴役国民。中国农民工为民主和公民权乃至他们为自己阶级解放的斗争必须和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紧密联系起来。农民工加入到阶级斗争后会大大增强本土无产阶级的力量，而且他们会发现广大农村地区的赤贫民众早已沸腾与不安份。事实上，尤其在这个全球化的年代，中国无产阶级由于其规模和战略的重要性都会是即将发生的世界阶级斗争中至关重要的历史力量。地球上的可怜人，中国被剥削的巨龙，即将登上世界的舞台！